电视剧《真教育》中的教权保护局，为何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罗恩正 法务法人（有限）大伦律师 法律专栏

近来，随着教权侵害和校园暴力问题成为社会争议，要求建立更强有力应对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氛围下，Netflix电视剧《真教育》以现有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予以痛快惩处，赢得了大众的共鸣。作品中的“教权保护局”凭借强大权限，即刻制裁校园暴力加害学生和恶意投诉的家长。由于这是现实中难以见到的解决方式，因而带来强烈的宣泄感，但现实的法律以与电视剧完全不同的原理运作。

作品中“宇镇妈妈”这一情节象征性地展现了当今教权侵害问题。反复拨打教师的个人联系电话，将正当的生活指导当作问题提出投诉，或以情绪性虐待儿童为由控告教师——这些在实际教育现场也并不陌生。然而，与作品中组织在现场立即认定责任并予以制裁不同，现实中任何人都不被允许拥有这样的权限。

电视剧与现实最大的分歧点，正在于确认事实关系的方式。现实中的校园暴力案件，善恶并非总能明确区分。尤其是通过群聊或社交媒体进行的欺凌具有隐蔽性，因此需要综合KakaoTalk对话、帖子、录音、咨询记录、诊断书、周边人员陈述等多种材料来判断事实关系。实务中，对校园暴力处置不服而演变为行政诉讼，或扩大为民事、刑事纠纷的案例不在少数，其原因也正在于围绕案件事实关系的争议持续不断。

因此，现实中的校园暴力案件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复杂程序进行。由学校专责机构或专责调查官调查事实关系，并在专责机构审议是否由校长自行解决。此后，若案件性质不符合校长自行解决的要件，或被害学生方不同意校长自行解决，则由教育支援厅校园暴力对策审议委员会审议、议决是否构成校园暴力以及对被害学生、加害学生的处置措施，教育长则基于校园暴力对策审议委员会的决定作出处置。对该处置不服时，可进入行政审判或行政诉讼。视情况，有时还会并行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或刑事程序。程序虽显得漫长复杂，但这是为了向加害者、被害者和教师都保障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并客观确认事实关系的装置。法律将程序正当性置于迅速性之上，原因也在于此。

其基本根基在于，宪法要求将正当程序作为国家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宪法第12条规定了正当程序原则，第37条第2项也规定，限制国民的自由和权利须有法律依据，且不得侵害其本质内容。学生和家长同样是宪法基本权的主体，因此某一机关在未确认事实关系、未保障防御权的情况下即刻施加制裁的结构，极有可能与宪法的基本权保障原则相冲突。归根结底，问题不在于教权保护局这一组织本身是否存在，而在于将何种权限、以何种程序行使的设计方式。

保护教师的制度其实也已具备。根据《教员地位提升及教育活动保护特别法》，教权保护委员会正在运作，对受害教员应提供心理咨询和建议、治疗及为治疗而进行的疗养，以及其他治愈和恢复教权所需的措施。此外，管辖厅若判断教育活动侵害行为符合相关法律的刑事处罚规定，可向管辖侦查机关告发行为人。尽管如此，电视剧中的教权保护局之所以获得巨大反响，并非因为制度不存在，而是因为许多人感到在现场切实体会到的保护速度和实效性仍然不足。

归根结底，《真教育》抛出的问题并不单纯是是否要设立教权保护局。现实的课题在于，与其像电视剧那样新设赋予例外权限的组织，不如改进现有程序，使其既迅速又公正、切实有效地运作。在校园暴力和教权侵害案件中，真正实质性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并非强大的权限本身，而是充实的事实关系确认、基于客观证据的判断，以及支撑这一切的公正而有实效的程序——这一点不容忘记。

李东吾 记者 (canon35@mt.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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