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一名男子在共事数十年的同事罹患癌症接受治疗时如家人般加以照料，却因获赠该同事的财产，被其家属以诈骗等罪名提起告诉，最终获不起诉处分。据法律界1日消息，议政府地方检察厅于7月对因诈骗、恐吓等罪名被起诉的50多岁男性A某，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A某被指控于2014年欺骗职场同事B某变更健康保险受益人，并将5亿5000余万韩元转入自己的账户。告诉人为B某的遗属，主张A某胁迫、强迫B某从而榨取了钱款。但A某全盘否认了指控。据称，B某罹患癌症接受治疗时，是A某及其妻子代替家人照料他，因此B某是自愿转让了财产。他还补充道，B某在父母去世后生前曾与兄弟姐妹经历过极为激烈的财产纠纷，因此不希望自己去世后遗属继承其遗产。检方采纳了A某的主张。B某与家人之间曾有特留分返还请求诉讼等法律纠纷，且在参考人调查中取得了B某为躲避假扣押而注销自己账户、使用他人账户的陈述。鉴于B某去世的消息最先由A某而非遗属获知、并由A某一手操办后事，检方认为A某照料患癌B某的主张具有可信度。代理A某的大伦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在奉表示："我们诚恳阐明了在逝者的治疗过程中最为尽心尽力的人正是A某。着力通过客观情况证明A某并无欺骗逝者的事实、逝者是依完整而自愿的意思赠与了财产，从而得以获得不起诉决定"。郑哲旭 记者 [阅读全文] 照料患癌同事并获赠财产的50多岁男子，遗属以诈骗提起告诉……检方以证据不足不起诉 (前往)

事先比对证据与陈述……以模拟讯问检验调查应对"应以确认的事实而非推测为中心作答" 在刑事案件中，警方调查时嫌疑人作出何种陈述，可能会影响此后的侦查方向与应对。尤其随着以警察为中心的侦查体系不断强化，在调查之前比对自身记忆与客观证据、整理事实关系等初期应对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大。大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泰承于1日表示："刑事案件的应对并非在踏入法庭之后，而是从警方调查之前就已开始"，"在调查之前将客观资料与自身记忆仔细比对、整理事实关系的过程很重要"。《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在嫌疑人讯问笔录中记载嫌疑人的陈述，嫌疑人可在阅览或听取其内容后，就与事实不符的部分要求增减·变更。据此，不仅在调查过程中要仔细确认笔录内容，还有必要从调查之前就充分整理自身的陈述。尤其在准强奸这类案发当时情形成为主要争点的案件中，须具体审视饮酒程度与对方状态、移动路线与时间段等。若已确保CCTV、刷卡记录、通信记录等客观资料，还须确认其与自身记忆是否一致。李律师说明称："随着时间推移，可能难以准确记住当时的全部情形"，"有必要将记忆清晰的部分、以客观资料确认的部分、无法准确记住的部分区分开来"。以推测回答记不清的部分尤须注意。因为此后若确认到CCTV或刷卡记录等新资料、与既有陈述产生差异，可能会引向须说明陈述可信度的境地。在调查之前进行模拟嫌疑人讯问也是一种方法。通过预想实际调查中可能出现的提问、试着说明案发当时的情形，便可区分自己准确记住的部分与不明确的部分。李律师表示："模拟讯问并非制造对侦查机关有利或不利答复的过程"，"其目的在于避免对记不清的部分进行推测作答，并确认客观证据与陈述是否一致"。证据确保同样是初期应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若存在案发当时到访场所的CCTV这类经过一定期间可能被删除的资料，与其等待侦查机关确保，不如先确认是否可以保存。所确保的资料可按时间与地点加以整理，用于客观地重构当时情形。在下月修订《刑事诉讼法》施行在即之际，警方侦查的作用预计将愈发重要。据此，李律师说明，在刑事案件中，从警方调查阶段起就审查事实关系与证据的初期应对也很重要。李律师强调："归根结底，警方调查中重要的不是能说会道，而是准确传达已确认的事实"，"在踏入调查室之前，需要将证据与记忆充分比对，并将不确定的部分按不确定的样子区分开来的准备"。郑艺珍 记者 yejin0311@inews24.com [阅读全文] [法律聚焦]⑭ 警方调查，有准备的陈述改变案件走向 (前往)

与MAQ Legal签署MOU……支援国内企业在能源·基建等领域进军GCC 在国内企业进军中东及投资日益增多之际，大伦律师事务所与美国合作律所SJKP同阿曼当地律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将以能源与基建为中心，强化对韩国企业进军阿曼及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地区所需的法律支援。大伦律师事务所于31日宣布，SJKP已与阿曼企业法·项目专业律所Al Maamary, Al Abri & Co.（MAQ Legal）签署战略业务协议（MOU）。MAQ Legal是一家以阿曼为基地、活跃于企业法与项目领域的律所。其具有为现代集团、斗山能源、GS建设、韩国西部发电等国内企业的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基建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根据此次协议，双方将把合作范围拓展至从LNG（液化天然气）和原油等传统能源到新再生能源、绿色氢能、物流、信息通信技术（ICT）等领域。具体合作领域为跨境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FDI）、跨境并购（M&A）及合资（JV）、企业设立与当地事业结构构建等。还将共同提供能源·石油·天然气项目以及新再生能源·基建·建设事业所需的法律咨询。在金融及项目融资（PF）、当地规制与合规、国际仲裁及国家间纠纷应对方面也将开展合作。两家公司计划相互对接客户，并在必要时共同提供法律服务。面向企业的信息提供也将扩大。将向韩国企业提供介绍阿曼投资环境、能源·基建事业、当地规制等的联合研讨会与内容。同时也一并支援中东企业进军韩国与美国市场所需的法律服务。大伦代表金国一表示："在中东商务中，准确把握当地制度与规制并前瞻性地管理风险是成败的关键"，"以此次协议为契机，我们得以为推进进军阿曼及中东地区的国内企业提供高度化的全球法律解决方案"。SJKP自去年在美国纽约设立以来，以国际纠纷与投资、租税领域为中心，不断拓展与海外律所及咨询企业的合作范围。大伦计划利用包括SJKP在内的海外网络，扩大对国内企业海外事业相关的法律支援。黄正元 记者 (garden@sidae.com) [阅读全文] 大伦·SJKP携手阿曼律所，开拓中东法律市场 (前往)

政府对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的管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食品医药品安全处自2026年7月起启动利用人工智能（AI）的365天常态化监测体系，并对丙泊酚等成瘾·滥用隐患较高的医疗用麻醉剂实施特别监视。此前，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的处方·用药记录也一直通过麻醉精神药品综合管理系统（NIMS）进行管理。 然而如今，监视体系正变得更加精细，即利用AI分析积累的数据，筛选出疑似滥用或非法流出的异常征兆，并将其对接到现场检查。对医疗机构而言，仅仅"依法开具了麻醉·精神药品处方"可能并不足够。因为如今是在向谁、因何种疾病、以何种程度的剂量、开具多长时间的处方等数据被积累和分析的环境下开展诊疗。那么，医护人员应确认什么、准备什么呢。AI发现异常征兆就立刻是非法处方吗 首先有需要明确区分的部分。特定医疗机构的丙泊酚使用量较多，或对同一患者长期开具唑吡坦，并不因此本身就构成违反麻醉·精神药品管理法。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因具有滥用可能性而被严格管理，同时也是可为治疗而合法使用的药品。 因此，处方量多这一统计事实，与个别处方违法这一法律判断并不相同。AI常态化监测的重要功能，在于从庞大的麻醉·精神药品处置信息中找出与一般模式不同的异常征兆，从而更有效地筛选检查对象。问题在于其后。若异常征兆得到确认并引向行政调查或侦查，医护人员最终须说明对该患者开具·使用该药品是否存在医学上的必要性。因此，对医疗机构而言最危险的，与其说是单纯处方量多的情况，不如说是处方量多、却难以从诊疗记录中确认其理由的情况。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何者受规制 医护人员在开具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时，须区分几个问题加以审视。第一是医疗目的与处方的适当性。麻醉·精神药品处置医疗业者可为医疗目的用药或开具麻醉或精神药品。然而，超出医疗目的的用药或处方、疑似滥用的反复·过量处方等，可能构成麻醉·精神药品管理法上的问题。 尤其是食药处对丙泊酚、唑吡坦、食欲抑制剂、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镇痛剂等滥用隐患较高的成分，另行制定了安全使用标准以引导适当处方。因此，医护人员不应仅以属获批药品为由开具处方，而应一并审视适应症、单次用量、单日用量、用药期间、是否合并用药以及患者过往用药记录。 不过此处也有需注意之点。仅以偏离食药处安全使用标准为由，并非所有处方都立刻成为刑事处罚对象。因为视患者状态而定，可能存在与标准不同的处方在医学上确有必要的情形。反之，仅以形式上遵守了安全使用标准这一事实，也并非所有处方都因此合法。归根结底，对个别患者而言该处方所必需的医学依据与实际诊察内容才是核心。用药记录确认扩大至唑吡坦，处方前的确认程序很重要 自2026年6月19日起，唑吡坦被追加纳入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用药记录确认制度的对象成分。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用药记录确认制度，是医生在开具处方前确认患者过去1年的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用药记录，以防止辗转多家医疗机构开具相同·类似药物的所谓"医疗购物"或过量·重复处方的制度。对医护人员而言重要的是，并非所有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都适用相同的确认义务。须按对象成分区分确认是法律义务还是建议事项，且每当制度变更时，有必要确认自己当前所开处方的药剂属于哪一范畴。尤其是若确认患者在其他医院开具过相同成分，或确认存在在多家医疗机构短期反复开具的记录，则无视这些而反复此前处方须予注意。因此，医疗机构有必要以内部程序确定开具何种药剂时须确认用药记录、由谁确认以及在何处记录其结果。仅凭'失眠症'一行记录可能并不充分 在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案件中，最终重要的资料是诊疗记录。例如，假设长期开具唑吡坦的患者的病历中，每次就诊仅记载'insomnia'或'失眠症'。即便实际上患者失眠严重、确需持续药物治疗，若无法从记录中确认数月乃至数年间反复开具同等剂量处方的理由，则在调查阶段将难以说明处方的医学必要性。 因此，对反复·长期处方的患者，不应仅记录诊断名，而宜使症状是否持续及其程度、此前处方的效果、不良反应、是否施行其他治疗方法、剂量维持·增量·减量的理由、继续处方的必要性等能够从记录中得到确认。尤其当患者反复要求提前处方或增量、或声称药物丢失而要求重新处方，以及确认到多家医疗机构处方记录的情况下，有必要将这些情况与医护人员的判断以记录留存。丙泊酚亦然。不应仅留下术式名称与用药量，而应能够确认为何种术式需要镇静、若进行了反复给药其理由为何、患者状态与用药经过如何等。重要的不是记录的多少。而是即便日后第三者查看记录，也能否理解当时医生为何开具该处方。即便处方适当，NIMS报告出错也会成为另一问题 有医护人员常忽略的部分。虽可能认为'已向患者适当开具了所需药物，故无问题'，但在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中，处方的适当性与处置报告的适当性可能被作为另一问题对待。麻醉·精神药品处置者须将麻醉·精神药品的购入·使用·用药·调剂·转让·受让·废弃等法令所定的处置记录报告至麻醉精神药品综合管理系统。因此，即便实际用药正常进行，若NIMS报告遗漏、或实际使用量与报告量不符、或账簿上库存与实际库存不一致，都可能产生问题。 尤其是使用丙泊酚等注射剂的医疗机构更须注意。若EMR中记载使用了1瓶，而NIMS中报告了不同数量，或使用后剩余麻醉·精神药品的废弃过程无法确认，或实际保管库存与系统上库存持续不一致，则可能不会以单纯行政失误告终。因此，医疗机构有必要构建EMR处方量 → 实际发出量 → 实际用药量 → 余量·废弃量 → NIMS报告量 → 实际库存量相互衔接的结构。违反会有何问题 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管理违反，视类型可能涉及依麻醉·精神药品管理法的刑事处罚与行政处分，也可能引向麻醉·精神药品处置业务停止等直接影响医疗机构运营的处分。尤其是超出医疗目的用药或开具麻醉或精神药品的行为、非麻醉·精神药品处置者的非法处置、虚假·不实报告或反复违反报告义务等，视情形可能引向刑事程序。 此外，医疗机构在未实际诊察患者的情况下开具麻醉·精神药品处方笺、或以他人名义开具处方，医疗人员对被禁止自我用药的成分进行自我用药或为自己开具处方笺等情形，可能产生另外的法律问题。因此，医疗机构不应仅将麻醉·精神药品相关问题视为单纯'处方量管理'的问题。应将处方的医学必要性、患者确认与诊察、用药记录确认、实际用药、处置报告、保管·库存及废弃等作为一个管理体系来看待。医疗机构现在应确认的是 在AI常态化监测时代，医疗机构应做的并非一律削减处方。首先有必要制定医疗机构当前使用的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清单，确认各药剂的最新安全使用标准及是否为用药记录确认对象。其次，应自行检查近期一定时段的处方记录，筛选出存在长期处方、高剂量处方、短期反复处方、提前重新处方、多机构重复处方可能性的患者，并确认诊疗记录中是否有说明该处方的依据。 EMR也有必要整备。对反复处方的患者，应能够记录症状与治疗效果、不良反应、是否确认用药史、维持·变更处方的理由，并可探讨在进行高风险处方时向医护人员予以提示的方式。若是直接保管·用药丙泊酚等的医疗机构，则须另行检查NIMS管理。应定期核对实际库存与系统上库存，若出现差异须确认原因。废弃程序与负责人也有必要予以明确。 最后，不应仅将此类业务交由特定某一名员工。有必要整备内部业务程序并建立定期自查体系，使医生、护理人员、院务负责人、麻醉·精神药品处置·报告负责人在处方-用药-报告-库存-废弃全过程中依据相同标准行动。AI时代，重要的不是'少开处方'而是'可说明的处方' 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的规制越强化，越可能担忧医护人员连必要的处方也过度萎缩。然而，将AI常态化监测的宗旨理解为'处罚多开麻醉·精神药品的医生的制度'并不准确。数据可以成为发现异常征兆的起点，但个别处方的适当性最终须通过患者状态与医护人员的医学判断来评估。不过，该判断仅凭事后的记忆或说明可能并不充分。调查开始后医护人员说明"当时是医学上必要的处方"，与能够从诊疗当时所作的记录中确认该判断过程，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因此，开具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的医护人员应扪心自问的问题很简单。不是'能开到多少'，而是'能否以记录说明为何对该患者以该剂量、该期间开具该药'。在利用AI的医疗用麻醉·精神药品常态化监测已经启动的当下，医疗机构最先应做的并非无条件削减处方。而是对必要的患者作出必要的处方，同时构建从其医学判断到实际用药、NIMS报告与库存管理的全过程以记录相衔接的系统。|寄稿| 大伦律师事务所 尹素英律师 [阅读全文] [寄稿] AI在监视？麻醉·精神药品处方，医护人员应知的法律标准 (前往)

涉嫌挪用学员补习费300万韩元……对罚金刑简易命令'提出正式审判请求'- 审判部"无客观资料证明侵占……关系恶化足以构成虚假告诉的动机" 因涉嫌挪用补习费而被起诉的讲师被判无罪。水原地方法院平泽支院上月21日对因涉嫌业务侵占而被起诉的30多岁女性A某判处无罪。A某被指控于2022年从其任职补习班学员的家长处，将300余万韩元的补习费汇入本人名义账户予以侵占。补习班院长B某主张，A某欺骗自己并隐瞒了侵占事实。据称，B某在确认某学生的听课费未入账并询问原因时，A某谎称该学生家境困难未予收取，B某信以为真并指示不要收取该学费，但A某私下却将钱款收入囊中。A某否认了指控。她反驳称，用个人账户收取补习费属实，但这是因税务问题在B某的批准下进行的，且并未向同事教师隐瞒此事而是予以告知。同时她强调，反倒是因欠薪问题等与B某产生矛盾，B某才进行了报复性告诉。检方认为A某的指控成立，请求处以100万韩元罚金的简易命令，法院予以认可。然而不服的A某提出了正式审判请求。审查案件的法院判处A某无罪。审判部表示："核对学费的缴纳表所有教师均可查看，但受害人仅主张该学生的缴纳表为空白，却完全未能提交证明这一点的客观资料"，"反倒判断，在两人经历诉讼等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存在以与事实不符的内容进行告诉的理由"。审判部还补充道："受害人仅凭被告人之言便免除学费的主张，在常理上也难以令人信服"，"若按受害人主张，被告人本应向同事也谎称不收学费，但反而告知因税务问题正在直接收取学费，由此看来被告人的主张更为可信"。代理A某的大伦律师事务所（律所）律师李智媛说明称："业务侵占罪成立须以保管他人财物者违背业务上的任务侵占该财物或拒绝返还为要件"，"通过证明A某在B某批准下收取补习费的事实以及怀恨在心的虚假告诉背景，得以推翻不利的简易命令结果，引导出无罪判决"。 jckim99@sportsseoul.com金钟哲 记者 [阅读全文] "挪用补习费"涉嫌侵占的讲师，在正式审判中获'无罪' (前往)

金美儿·安俊龙外国律师与明在浩关税专业委员（大伦律师事务所）为您带来跨境法务资讯。 在美国特拉华州等地设立C-Corp（股份公司），即所谓的"翻转"（Flip），已被视为K-初创企业进军美国的公式。这是一种瞄准进军硅谷和引入全球风险投资（VC）的战略。因为与韩国不同，美国的法人设立程序对最低资本金要求并不苛刻，简化到仅通过当地代理机构在线提交文件即可进行。然而，较为顺利地完成美国法人设立的企业创始人和核心开发团队，在为在当地正式开展事业而申请签证的瞬间，便会撞上一堵巨大的墙。许多企业将签证问题视为出差用通行证的发放或人事部门的实务文书工作。然而，对于美国移民局的审查官而言，既无实体办公室、也无明确当地营收的初创企业早期美国法人，不过是被看作空壳公司而已。若说搭起了法人这一骨架，那么接下来便是由谁合法居留并运营事业的问题。签证战略才是进军美国的实质性第一道关卡，也是经营战略的核心。驻外员工签证的陷阱：实体办公室·商业实体的证明 初创企业为进军美国最先考虑的选项，是将韩国总部的高管或核心人员派往美国法人的驻外员工签证（L-1）。对于新设立的美国法人，此前考虑到事业初期，较为顺利地发放1年期L-1签证。但在近期特朗普政府整体移民政策收紧的趋势下，移民局的审查也变得极为严苛。最常见的绊脚石是办公室的确保。为节省初期费用，许多情况下会签约共享办公室（WeWork等）的非常驻地址（Virtual Office）或将代表的住宅登记为地址。此时移民局会毫不留情地发出补充材料要求（RFE，Request for Evidence）或干脆拒签。因为若无法证明被派遣人员实际工作并经营事业的独立实体空间，便不会认可商业实体。即便拿到1年期L-1签证入境美国，1年后延长（Extension）签证的审查才是真正的关口。此时USCIS会严格审查美国法人是否具备足以替代韩国总部的充分组织规模，获得签证的高管是否雇用了足以履行管理者角色的当地员工。无法满足这些要件、仅1年便含泪收拾行装回国的创始人不计其数。投资签证的困境：因引入投资而产生的股权稀释风险 作为L-1的替代方案被提及的是小额投资签证（E-2）。它发放给将公司资本金投资于美国法人以经营事业的投资者或核心员工。E-2签证的核心要件之一是国籍要件。即美国法人50%以上的股权须由韩国国籍者（或韩国法人）持有。就初创企业的商业模式而言，E-2签证容易陷入矛盾。因为从当地VC或天使投资者处持续引入投资，是初创企业的首要课题。若成功引入A、B轮投资、大量美国资本涌入，创始人和韩国总部的股权必然会稀释至50%以下。在当地事业最步入正轨、最成功的瞬间，反而可能因丧失国籍要件而导致E-2签证被撤销。明天就要上班的核心人员，可能一夜之间陷入沦为非法滞留者的危机。此外，移民局要求的相当投资金（Substantial Investment）虽无绝对金额标准，但实务上根据行业不同，一般提及8万至20万美元左右为标准。不过这并非仅仅在美国银行账户中汇入款项就能满足。必须是为办公室租赁、设备采购、市场营销等事业运营已经支出、暴露于风险之下的资本（At-risk），才会被认定为投资。特殊人才签证与专业职业签证：押注于个人能力的赌博 由于法人要件苛刻，部分企业也会通过证明创始人个人的卓越能力，选择特殊人才签证（O-1）作为迂回路径。若有知名媒体报道、引入投资的报道、专利等，可以成为很好的替代方案。但即便创始人一人的问题得以解决，与其一同开展实务的核心开发者或市场营销人员也拿到O-1，现实中极为困难。需要经过抽签的专业职业签证（H-1B）每年3月仅有一次机会，中签概率也相对较低，若将企业的中长期计划寄托于此，风险太大。签证战略并非后置工作，而是前置条件 若匆匆设立法人、签订办公室租赁合同，甚至拿到初期投资之后才考虑员工签证，那便已经晚了。从设计股权结构时起、从确定向美国法人汇入的资本金规模时起，就应事先确定本企业将选择的签证种类。移民法并非擅长撰写文书的技术领域。它是将美国法人的商业计划、韩国总部的财务状况、引入投资的路线图、核心人员的派遣方案精巧地规划得完美契合签证要件这一拼图的企业法务核心领域。若希望成功进军美国，就应像投资引入战略一样激烈地准备签证合规管理（Visa Compliance）。因为法人登记簿誊本无法保证事业的开端，而合适的签证才是让该商业成为现实的钥匙。 [阅读全文] [跨境法务] 初创企业进军美国真正的第一道关卡——'签证' (前往)

在济州失踪104天后被发现死亡的30多岁张某，其遗属正在慎重考虑提起国家赔偿请求。若进行诉讼，夫警长玩忽职守等失职应对与张某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预计将成为争点。时点不明……焦点在于'夫警长违法—张某死亡'的关系 LKB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敏浩于26日向中央日报表示："若要认定国家赔偿责任，须认定公务员职务上的违法行为、受害人或请求权人损害的发生、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的相当因果关系这三点"，"审查作为主管警察的夫警长虚假结案等是否构成玩忽职守（违法行为），是第一步"。金律师正在代理仁川'楼层噪音持械行凶'国家赔偿诉讼。目前被拘留的夫警长所受指控为玩忽职守及伪造·行使公电子记录等。夫警长在5月15日受理失踪申报后，约2小时30分钟便结束了申报。此后还查明其在失踪侧写系统中虚假记载为'交通事故死亡'，删除了张某相关资料。在此过程中，现场搜寻也被终止。下一个关键在于，夫警长失职应对这一违法行为与张某死亡这一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张某的失踪时点约为5月12日晚10时15分，但失踪申报却在三天后的5月15日下午6时43分才受理。大伦律师事务所律师金国一表示："在警方高度怀疑张某自杀可能性的情况下，若张某在失踪申报前已经死亡，则损害赔偿请求金额可能难以获得全额认定。"法律界：'撇开死亡因果，遗属受害显而易见' 然而，法律界认为，遗属的知情权·遗体收殓·悼念机会被剥夺也可视为损害，因此相关慰问金获得认定的可能性较高。DH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成元表示："撇开因果关系，警方未采取应尽措施，致使遗属失去了知晓最低限度真相的机会等，损害的发生看来是明确的"，"慰问金也有获得认定的可能性"。郑律师以类似案例列举了李春在连环杀人案件之一的'华城小学生失踪案件'。1989年12月，华城警察署侦查组在确认了当年7月失踪的金贤贞遗体的部分残骸后，竟将其重新埋入地下加以隐匿，并于1990年8月以单纯离家出走结案。水原地方法院于2022年11月判决国家向遗属赔偿2亿2000万韩元，理由是"因警方的违法行为，遗属长期以来悼念·追思女儿的权利以及知晓死亡原因的知情权受到侵害"。法院虽未认定警方的失职应对导致了金某的死亡，但认定了因侦查机关的隐匿·伪造致使遗属长期无法知晓真相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因夫警长虚假结案、在申报51天后才被发现遗体的60多岁男性A某的遗属也在诉说其受害。遗属说明称："多次前往警察署，却只被告知'平安无事，但本人不愿告知家人所在位置'、'请自行寻找'。"也有人担忧，在此情况下若走国家赔偿程序，可能会加倍遗属的痛苦。金敏浩律师表示："若无遗属告诉、仅由警方主动侦查推进，则与因果关系相关的核心证据将全部由国家持有·管理"，"这种情况下举证可能会更加困难，因此有必要积极行使告诉等法律权限，减轻受害人举证责任或将其转由国家举证"。许正元 记者 heo.jeongwon@joongang.co.kr [阅读全文] '夫警长案件'的国家赔偿可能性如何……法律界为何提起'李春在案件' (前往)

公平交易委员会处罚，需检视加盟店自主性以必需品目区分·激励方式作为替代方案 有观点指出，连锁品牌总部若单方面向加盟店强加自有品牌（PB）商品的销售目标，并以未能达成为由施加不利处置，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也就是说，在管理加盟店销售额或商品销售的过程中，也需要事先进行合规管理，以免侵害加盟店主的自主选择权。大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桂俊于27日就公平交易委员会向强制加盟店销售PB商品、并对未达标加盟店施加不利处置的连锁品牌总部处以罚款一案，强调"即便是加盟总部的经营战略，也不应以侵害加盟店自主商品选择权的方式运营"。此次处罚意义在于，它是在加盟事业法违反行为中，首次对强制加盟店销售特定商品目标的行为予以处罚的案例。此前，加盟总部对整体销售额或交易条件等的控制曾是主要监管对象，而此案表明，今后事实上强制特定商品销售比例的行为同样可能构成法律问题。孙律师表示，加盟总部即便要扩大PB商品销售，也应以不侵害加盟店选择权的方式设计经营政策。他表示："即便将扩大PB商品销售作为确保品牌统一性或盈利性的经营战略推进，也不应向加盟店强加过度的采购义务"，并称"尤其是以未能达成销售目标为由中断商品供应或停用加盟店代码等措施，已超出单纯的销售督促，可能构成法律问题"。据此，孙律师说明，加盟总部应明确区分必须向总部采购的必需品目与加盟店可自主选择的推荐品目。他强调，即便在合同上被归类为推荐品目，若在实际经营现场事实上强制采购或持续施压，也可能成为问题。孙律师强调："有必要定期检查合同所载内容与实际加盟店运营过程中适用的经营方式是否一致。"他建议，为扩大PB商品销售的促销活动也应以奖励为中心而非以处罚为中心来设计。即与其对未达成销售目标的加盟店施加不利，不如对达成目标的加盟店提供奖励金或额外优惠，从而引导其自主参与。相反，以未达标为由限制物品供应或在合同续签等方面施加不利的行为，有可能被解释为对加盟店的强制采购或不当施加不利，需要注意。孙律师强调，合规管理的范围也不应仅停留在合同书上。他表示，不仅是加盟合同条款，还应细致检视总部的经营促销指针以及加盟店管理过程中督导员所传达的内容在实际现场如何被适用。他表示："不能仅以过去业界惯例性做法为由，就使强制特定商品销售目标的行为正当化"，并称"事先检查可能侵害加盟店自主性的合同与经营惯例，即便需要扩大销售，也应设立合法的激励结构而非施加不利，这一点很重要"。他还补充道："鉴于公平交易委员会加强对加盟领域不公平行为检查的可能性，总部有必要构建事先的合规体系"，"不仅要考虑违法带来的罚款，还应考虑加盟店与消费者信赖度下降等品牌层面的损失"。郑艺珍 记者 yejin0311@inews24.com [阅读全文] [法律聚焦]⑬ 强制销售PB商品的连锁品牌……合规经营的解决之道？ (前往)

父母将财产传给子女时，人们通常纠结于继承还是赠与更有利。然而在资产传承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何时移交财产"。近期政府提出方案，将计算遗产税时对每名子女的扣除额，即所谓的子女扣除，从现行的5千万韩元扩大至5亿韩元。这尚属尚未纳入法律的政府草案。仅从扣除额增加10倍这一点来看，容易得出"不必提前赠与，通过继承传承也可以"的判断。但这只是一半的真相。首先要指出的是，遗产税并非仅由子女扣除一项决定。它是在基础扣除与其他人身扣除（含子女扣除）的合计金额与一揽子扣除中选择更有利的方式适用，若有配偶还需另行考虑配偶继承扣除。按政府草案，育有2名子女的继承人可获得基础扣除2亿韩元与子女扣除10亿韩元合计至少12亿韩元的扣除，若有配偶，这一扣除总额还会更大。也就是说，仅就扣除额而言，继承看似更为有利。但还有比扣除额更需重视的变量，那就是资产的未来价值。若现值10亿韩元的不动产今后有可能上涨至20亿韩元，现在赠与的情况下原则上以现值10亿韩元为基准缴纳赠与税，此后的涨值部分则归属于子女的财产。相反，若不赠与而持有直至继承开始，则以上涨后的价值20亿韩元为基准核算税款。这正是即便子女扣除再怎么扩大，对于预期升值的资产而言，即使现在在扣除额上略有损失，提前赠与在结果上仍可能更有利的原因。然而，也并非一味匆忙赠与就好。因为被继承人在死亡前10年内向继承人赠与的财产，会重新计入遗产税应税价额（非继承人为5年）。也就是说，若赠与后不满10年即死亡，费尽心思提前移交的财产最终仍会计入遗产，重新计算税款。不过此时，赠与当时已缴纳的赠与税会在遗产税应纳税额中一定范围内扣除，因此不能断言"在10年以内就毫无意义"。归根结底，需要将赠与时点与死亡时点之间的期间、当时的税率以及其间财产价值的变化一并计算，才能准确判断利弊。此外，根据资产种类不同，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有所不同。不动产不仅需要考虑赠与税，还需一并审查取得税及今后处分时的转让所得税。上市股票由于可将今后股价的涨值转移给子女，赠与时点较为重要；非上市股票则因赠与价额依据税法上的评估方法确定，故不仅要考虑企业价值，还需考虑今后的经营权传承。归根结底，仅凭"子女扣除扩大"一项无法判断继承与赠与孰更有利。只有综合考虑扣除额、资产的未来价值、死亡时点、资产种类等，才能制定出将哪项资产、何时、传给谁的最优传承策略。租税日报 / 大伦律师事务所 金华英律师 [阅读全文] 向子女传承财产时……比'继承'还是'赠与'更重要的事 [专栏] (前往)

为中心使用者提供定制化法律咨询服务- 构建权益保护网络·推进扩大社会贡献活动 大伦律师事务所与公益社团法人因缘法宣布，已与首尔永登浦地区自活中心签署业务协议，着手为地区内弱势群体构建法律支援体系。协议签署仪式于本月21日在首尔永登浦地区自活中心举行。大伦律师事务所代表李艺暹、因缘法秘书长金显燮、首尔永登浦地区自活中心主任李镇熙等相关人士出席。作为保健福祉部指定机构，首尔永登浦地区自活中心面向低收入居民提供自活劳动项目和就业·创业支援等，帮助其实现经济自立。此次协议旨在保护难以获得法律服务的地区居民的权益，减少因法律问题导致自活和经济活动中断的情况。根据协议，大伦与因缘法将结合中心使用者的情况提供定制化法律咨询。首尔永登浦地区自活中心将发掘需要法律支援的使用者并配合咨询对接。三家机构还将构建保护地区弱势群体权益的合作网络。计划以咨询和案例对接为基础，逐步将合作范围扩大至法律信息提供、社会贡献事业等。首尔永登浦地区自活中心主任李镇熙表示：“希望参与自活项目的居民在面临诉讼或法律纠纷时能够获得专业支援，稳定地实现自立。”大伦律师事务所代表李艺暹表示：“能够为处于法律盲区的邻里提供切实的服务，意义深远”，并表示“将与因缘法一道，持续开展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权益、提升法律福利的活动。” [阅读全文] 大伦律师事务所·因缘法与首尔永登浦地区自活中心签署弱势群体法律支援协议 (前往)